晾在沙滩上的鱼——留在北大荒的知青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知青50年 Author 贾宏图
本期主人公：乐兰英 (上海黄浦区15中学初三学生，1970年插队并留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已病故）以及妹妹乐红英。
从齐齐哈尔回哈尔滨，路过杜尔勃特蒙古族自治县。正好一个同事张春娇在这个县代职，当县委副书记，我请她帮助找几个老知青采访。颇费周折地在劳动局当年的知青档案中，找到了一对叫乐兰英和乐红英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的老知青，可能还在县里。最多时这个县来过上千名的知青，现在他们是“硕果仅存”了，
又是好一阵颠簸，终于在泰康镇的文苑社区找到了乐兰英。这里离县城大约有十几里远，算是郊区吧。没想到作为杜蒙县首府的泰康镇的道路，远不如县乡公路那么广阔平坦。春娇说，杜蒙是国家级贫困县，尽管这几年经济的增长在全省各县是最快的，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欠账太多了。听说你要来采访，街道办事处专门用拖拉机清理了道路，还帮乐兰英家打扫了卫生。如果不是用铲车推平了道路，我们是进不了这个村子的。
这是小巷中一个残破的院落，房舍也很陈旧了。就是在北方农村常见的那种土坯房。院子里站满了人，好奇地看着这位被人遗忘的老知青家里来了这么多坐小车的客人。这条小巷好像从来没有进来过轿车。
经过打扫的家里还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墙上的几张照片显示着主人和大城市还有些许的联系。乐兰英身材不高，很瘦弱，她的丈夫老王头发都白了，背也驼了，显得很苍老。
乐兰英看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有些不知所措，她可能怕我们怀疑她知青的身份，马上拿出几份已经发黄的纸片给我看，一张是当年她来黑龙江插队的乘车证，上面印着：
1970年2月17日，622次火车，3车厢，75座。
还有一张是上海革委会给知青的“慰问信”，开头的话是：“革命小将们：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看了这几张纸，大家都笑了，我说：“乐兰英，谢谢你了！你有功了，为博物馆收藏了几件文物！”她也跟着我们笑起来，看得出，她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按着采访知青的惯例，我又从头问了一遍，她如实说来：
我是上海黄浦区15中初三的学生，我和低我两届的妹妹红英一起，于1970年春天下乡到林甸县东风公社战斗大队的，我们家里的弟弟妹妹很多，我和妹妹走了，他们就可以不下乡了。贫困的战斗大队为我们一起来的20个知青盖了房子，我们能参加的“战斗”就是种地锄地收割打粮，还要种菜养猪。
尽管纺织工人家庭出身的我们姐俩从小吃过苦，但劳动的艰辛，还是让我们难以忍受。特别是我在地里干活，太阳一晒就头疼，有时痛不欲生。当时躲避农业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嫁人，回到家里养儿育女伺候公婆。经村里好心人的介绍，我下乡一年后就嫁给了村里特别能干的木匠王志远。他手艺不错，队里修理农具离不开他，一年能挣3500个到4000个工分，他不让我再下地了，当时我也很安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我和妹妹红英一起搬出了青年点住进了老王家，两年后妹妹也嫁给了村里老实巴交的农民赵景平。
当时我们姐俩与普通农民相结合的行动受到高度赞扬，然而我们个人的人生悲剧也从此酿成。1972年，我和王木匠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可能是南北杂交的优势，那孩子特别漂亮，我和老王给她起名王花。隔了一年多，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降生了，还是个漂亮女儿，叫王芳。公婆不太满意，他们更希望儿媳生个孙子。当地农村重男轻女很普遍。遗憾的是我没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又生下了老三王红，还是个女儿；又生下了老四王杰，也是个女儿！虽然是一水水的漂亮姑娘，可老人还是不答应。我们迫于家庭压力，又生了老五，终于是个男孩子，起名王军！公婆高兴了，总算有了接老王家户口簿的。可是，我的身体垮了，因为超生，我们家多次被罚款，家里一贫如洗。
真的很不幸，兰英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没能走出落后农村的怪圈，她给自己造成的苦难，也会贻害给自己的孩子！还好，红英只生了一个儿子，不像她的姐姐遭那么多的罪！也许是命好，如果第一个生的不是儿子，那就很难说了。
政府并没有忘记知青，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1981年县里又把没有返城的知青集中到条件比较好的泰康镇一心公社一心大队，兰英和红英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搬到了新盖的房子里，日子也有所改善。当时如果她们两人回上海，也可按政策安置。可农民的丈夫安排不了工作，一家人在上海是难以生存的。她们只好随遇而安了，在这个贫穷的农村年复一年地艰难地生活着。
五年后县里把没有返城的所有知青，都招工进城安排了工作。上海知青办还花钱给兰英家盖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虽然地处城郊，他们一家已经很满足了。兰英和红英都被安排到了毛线厂当工人，可惜兰英的心脏病很重，让二女儿王芳接了她的班和二姨红英一起上班了。不到两年这个厂子就黄了，全体工人都下了岗，工厂连发退休金的能力都没有。
没办法，红英和丈夫回了上海，她在街道上找到一份工作，丈夫在小区扫楼道，儿子上了学。妹妹一走，兰英感到很孤独，经常暗自神伤，偷偷落泪，她不想让丈夫和孩子们看到。
我们的到来，使乐兰英像见了亲人般地高兴，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但脸上的愁云还重重地挂着。我问起她的五个孩子：老大王花按政策回上海了，先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后来也下岗了，和爱人一起打零工，还能自食其力。老二王芳，从毛线厂下岗后，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现在也下岗了。兰英叫她和我见面，她正站在屋里，听我们和她妈谈话，穿着打扮和大城市的姑娘一样。我又问起老三王红，兰英说，到上海找她大姐了，她在一家商店收银，丈夫开公交车，日子还可以。那老四王杰呢！兰英指着屋里抱着孩子的她说，现在也没工作，靠她丈夫打工养着呢！
我想，五个子女的乐兰英如果在人口锐减的俄罗斯可能是英雄的母亲了，可是在人口超员的中国农村她的境遇肯定是很困难的！我又问起他们家族最看重的宝贝儿子王军。屋里都沉默了，谁也不说话。
后来还是兰英说了：“王军在监狱服刑呢！”
说这话时，她脸色阴沉，低着头，很难受的样子。我的心也是一沉，不禁问起原因。兰英和老王你一句，我一句，我也听出了原委。那是去年12月的事，初中没毕业的王军辍学回家跟父亲学木匠。可不知为什么平时老实内向的他，在小巷里抢了人家的手机，可能是出于好奇。他抢到手机后马上给别人打电话，当天就被抓住了。当时正赶上“严打”，家里又没钱请律师，又交不起罚款，结果王军被判了六年！
在场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也说，王军这孩子平时确实很老实，很听话，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犯这么大的事儿。听了王军的事，我不知怎么安慰他伤心的父母，只是说有空多去看看他，让他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兰英说，监狱很远，一去要花路费，还要给孩子买点吃的，去不起呀！
我一时还搞不清王军犯罪的原因，但家庭贫穷、教育不足肯定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我又问起兰英一家的经济来源，她说只靠每月130元的社保金。是每人130元吧？我问。她和老王都说，全家130元！那买粮买菜的钱都不够吧？我又问。她说和老姑娘一起过，靠老姑娘的丈夫打工挣钱买粮，其他没有什么花销。陪同我的张春娇说，县里许多家都靠养貂和狐狸发了家，你们为啥不养？老王说，我们没有本钱。一对貂崽儿就得一千多元。现在我家养了一口母猪，虽然挣不了钱，但可以零钱变整钱！
兰英说，现在我们家最值钱是老母猪，还有一台缝纫机，那是我结婚时，我妈给我买的。她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我，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好多年没回上海看她了，说到这儿，兰英很难过的样子。
离走前，我把自己兜里的500元钱都给兰英留下，她不肯要，我说都是老知青，我早就返城了，你还在扎根。让我表示一下心意吧！张春娇说，没有工作的那两女儿，我帮助你们想办法。
从小巷走出的路也很艰难。下雨时淘出的大沟，我们的车费了很大的劲才冲出来！在路上我和哲学博士张春娇说起知青运动。她说，知青到农村说是接受再教育，其实是和农民互相教育，知青留下最大的是文化影响，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有的知青，被农民的落后文化同化了，现在他们没了“知”，也不“青”了，和农民没有区别了。对这些人，我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说，你说的对。但我面对身处苦难的他们，已说不出责怪他们的话了。我们还是多帮助他们吧！她说，那是当然。
第二天早上，我在下榻的天湖宾馆门前散步回来，看到坐在大堂里的乐兰英和她的二女儿王芳，她们走了十多里的路，为我送来两盒当地的特产牛肉干。我心里很不安！兰英看着富丽堂皇的宾馆说，这么大，这么漂亮！王芳说，我妈有十年没进城了！
她们走出宾馆很远还向我招手、微笑，可我怎么也乐不起来。张副书记说，我用车把你们送回去！
乐兰英和家人的照片
也许，我应该做个交代，在我写了以上这篇文章几个月后，也就是在2009年的春节，我接到乐兰英的二女儿王芳的电话，她刚和我说了一句拜年的话，就在电话里哭起来：“我妈去世了！”
“什么？谁去世了？”
“就是我妈妈，乐兰英！”
她说，妈妈听说上海有政策，返城的老知青每月补助几十元钱，她也想把自己的户口办回去，也能享受这个待遇。临走前，她让女儿给她找一身绿军装，还背上一个军用书包和军用水壶。她说，当年我是什么样来的，现在我要什么样回去！
王芳说，回到上海后，住在大姐家，可能一路上太累了，也可能事办得不顺利，不几天心脏病犯了，结果抢救无效，死了！这几天，爸爸也赶去上海了，处理妈妈的后事……
乐兰英就这样死了，一个上海女知青的不幸命运，让所有善良的人伤感。我对王芳说：“孩子不要难过了，你妈妈还算幸运，无论怎么说，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后来我给在这个县当副书记的同事打了电话，请她多关心他们一家。她说没问题，王芳就在招待所工作呢！
又是一年春节时，王芳又给我拜年，说着说着，她又哭了。他说前几天，我爸爸王志远回上海给我妈妈烧周年，可能是旅途劳累，到了上海也犯了心脏病，去世了！她大哭，实在说不下去了。后来她呜咽着说，他们两人感情很深，妈妈走了以后，他几乎每天都默默地流泪。我安慰她说：“这回，他们终于团聚了！你们不用挂念他们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
又是一年后，王芳来电话告诉我，弟弟王军放回来了，是因为劳动好减刑的。我说，你让他到哈尔滨来，我可以帮他安排当个报纸零售员。她说，还是在家里干点啥吧！到外地，我不放心！
后来，就再也没有这家人的消息了。我的同事也完成了代职，另有高就了。她在县里时，时常关照这家老知青的。
文中主人公 ：1978年知青运动开始退潮，绝大多数人又涌回城市。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仍然留在了他们曾生活了十年的那片土地上了，或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为之流过血流过泪的事业，或是割舍不断已缔结的婚姻和亲情。他们像大潮退后晾在沙滩上的鱼，艰难地寻找生存的海洋和绿地，日子过得十分不容易。
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大潮涌来，全国2000多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农场、林场，其中上海的知青就有一百一十一万人，到黑龙江省的有十六万五千多人。1978年知青运动开始退潮，绝大多数人又涌回城市。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仍然留在了他们曾生活了十年的那片土地上了，或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为之流过血流过泪的事业，或是割舍不断已缔结的婚姻和亲情。他们像大潮退后晾在沙滩上的鱼，艰难地寻找生存的海洋和绿地，日子过得十分不容易。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了，他们已乎被人遗忘了。
秋风染黄大地的季节，我到齐齐哈尔参加图书馆的百年庆典后，到甘南县参观兴十四大队，那是一个50年代由山东移民建起的村落，当时从临忻来了70户农民，最后只剩下20户，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他们把这片荒原建设成了工厂遍地、楼房林立的新农村的样板。我问起也是拓荒者的知青，县里的同志说，当年在甘南插队的知青不少，如果加上在农场、兵团的大概也有上千人，最多的是上海知青。后来都返城了。
“还有留下来的吗？”县里的领导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终于找到了几个“晾在沙滩上的鱼”，从兴十四回来，马上领着我去访问。
县城建设街上的一家“小上海烧烤店”立刻吸引了我，我们刚一进门，小店主马化贤和他的妻子刘玉芳迎上来欢迎我们。小马就是当年的上海知青，他长得白白净净，还很年轻。小刘是当地人，很文静，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店面不大，只摆了三张桌，很干净利索。墙上挂着的几张甘南老知青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小马说，有一张是纪念下乡三十年时我们还留在甘南的上海人照的，当时有十几个人，现在还剩下五六个人了；还有一张是前几年上海老知青回访时，大家合照的。
问起当年的事儿，小马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上海新达中学的，我们是1970年4月到甘南的，一起来了200多人，到宝山乡合盛屯的有我们18个人，其中女的10个。那是个很偏远很穷困的地方，我们和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吃了不少苦！后来队里让我当了农民的文化教员，我既教文化知识，还教理论，干得很来劲。从1976年知青开始返城了，我有两次机会都没走成，一次是大庆招工，一次是佳木斯铁路工程学校招生，都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解放前父亲开过一个小食品店。最后全村就剩下了我一个上海知青了，那时我的情绪特别不好，什么都不想干了。后来县里把剩下的知青都招到了县城安排了工作。我被分配到汽水厂，先当配料员，又到齐齐哈尔学了制冷技术，我当上了制冷工，一直干到1991年。厂子不景气，后来并轨到啤酒厂，给我7000元，就算买断工龄，下了岗。
1978年经我们厂子的杨师傅介绍我认识了刘玉芳，1981年结婚的。当时日子特别困难，两年内搬了六次家，都是很破旧的土坏房，后来小刘的父母有了新房，把他们的房子让给了我们，这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我们的女儿马玲玲是1990年出生的，本来按政策她是可以回上海的，可我的父母都很老了，兄弟姐妹又都没有能力作监护人，她一直在县里读到初中毕业，到外出打工了，她不愿意留在这里和我们受苦，现在杭州当卖酒的推销员。她走的时候17岁，和我下乡时一个年纪，她却从小城市走进大城了，虽然都是背井离乡，可意义不同啊。
后来小刘也下岗了，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靠谁也救不了自己，只能靠自己！干什么呢？先炸麻花，结果炸了20斤面的，只卖出5根，剩下的都送给亲戚了。还卖过冰棍、冰糖葫芦，给饭店作春卷，也回到上海推销过新产品，都没有成功。
最后我们俩口子推着车子拉着烤箱卖羊肉串，五冬六夏风雪无阻，沿街叫卖，连着干了三年。为了给吃肉串的人遮风挡雨，我们制造了6平米的蓬车，后来又扩大到10平米、12平米、18平米，吃的人越来越多，别人家也跟我们学，蓬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吃烧烤成了本地最有名的小吃，都是我们家带的头，那大蓬车应该算我们家的专利！
每天白天在家备料，买最好的后秋肉串成串，晚上把孩子送到妹妹家，一直卖到深更半夜，再去接孩子，孩子早就睡着了，我把她背回家。最忙的时候岳父母全家人都上阵。真是很苦很累，但是有钱可挣，还是很高兴！后来有了积蓄，我们又在建设街花了12万买了这间58平米的门市房，首付6万，又贷款6万，现在只剩下１万元就都还完了。我们家的这个“小上海烧烤店”，每天晚上可火了。大家都愿意到我家，干净，吃着放心。
说到这儿，俩口子喜形于色。我问还有什么困难，他们说，就是各种税费过高，我们有点负担不起。陪同我的县委孙副书记表示回去帮他们协调，争取更优惠的政策支持。他们两口子高兴地要留我们吃饭，我说，咱们还是再看几家吧！马化贤给我们带路。
在城乡交界的一条小街，我们走进沈锡坤家的小院，小沈显得很老成，有些谢顶，满脸的皱纹，但声音很年轻，上海味的普通话很有味道。但更大的味道的是满院的猪粪味，我寻味而看，那不到100平米的院里排列着好几个圈舍，那里像笼屉摆满包子似的睡着一排排的肥猪，有的圈里躺着大猪，有的圈里躺着小猪，一个个白胖白胖的，很可爱。实话实说，沈家的猪圈比一般农家的要讲究得多，卫生的多，但那个味道还是免不了的。
上海知青沈锡坤和他的妻子高凤珍给我讲他们养猪的故事，他们的住屋比猪舍要小得多。
我问起这个退休的上海教师怎么养起猪来，小沈在他家比猪舍要小的居室里讲起他的故事——
我是1971年从杨浦区本溪路中学上山到大兴安岭的松岭区望峰林场当工人的。1973年12月甘南县教育局到大兴安岭在知青中招教师，把我招来了，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当老师有点困难，但我懂技术，被安排到县第六小学的校办工厂当了8年的工头，以后又到5中当过门卫、教导干事，现在已经退休了。1979年我曾和大批青年返城了，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父母没有能力给我一份好工作，而到街道工厂每天只有７毛钱的收入，再说当时我已经在甘南处了对象，她叫高凤珍，是粮食局车队的修理工，无法调进上海，半年后我又回到甘南，还在学校工作。我退休开1000元，媳妇下岗后每月还给300元，日子还不错。后来户口已回上海的女儿丹华考上了长春税务学院，供她读书需要钱，我开始养猪。
从几头养起，最多时存栏100多头，我看了许多养猪方面的书，我采取干料圈养的方法，吃干料再喝水，不外放，只在圈里睡觉，肉长得很快。开始我从哈尔滨引进“长白”和“大白”品种，为了提高抗病能力，我又用它们和本地猪杂交，新品种的猪无病肉还香，很受欢迎。牙克石、海拉尔和嫩江县的加工厂定期来拉猪，当年的收入不仅能满足女儿的学费，还有了积累。
小沈说得很轻松，实际养猪是很累很操心的活，他乐此不疲，而且野心很大，他想再把小猪场扩大，引进更多新品种，他说办个种猪场才能挣大钱！
“我这是小打小闹，我们在甘南的这几个青年，还是老阮干得大！”他说的老阮叫阮松年，在城里开了家柴油机销售公司。小马又领着我们在城里繁华的大街上找到老阮和他的临街的销售门市部。老阮壮实得如北方汉子，还留着小胡子，他把当地口音和上海话相融合，说起来很风趣。和沈锡坤相同，老阮也是1979年4月跟着大帮青年返了城，已在上海印染厂干了半年，结果又回到了甘南，也是为了爱情——她的女朋友王玉芳在县粮库当化验员，她不愿意到上海去，老阮只好回来了，到甘南柴油机厂上了班。
老阮是知青中的能人。他在宝山乡泉眼大队开着东方红拖拉机种了八年地，对农业机械特别熟悉，后来招工进了甘南的柴油机厂，当了三年车工，又去搞销售。因为业绩突出，被挖到了富锦县的拖拉机厂，派到中越边境去卖他们厂子的小型拖拉机。当时中越刚打完仗，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可老阮很快打开了局面，因为他姓阮，这在越南是个大姓，人家对他有认同感，更加上他的诚恳热情，交了许多越南朋友，销售量越来越大。他当上了对越南销售办公室主任。这时富锦拖拉机厂不断扩大发展，甘南的柴油机厂被兼并，老阮被派回来当了厂长，连续干了两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阮也无力回天，最终厂子还是没有站住，他和工人们一起下了岗。当时女儿阮征已在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机关工作，她招唤着辛苦了半辈了的父母回上海和她团聚，可老阮还是留了下来，这一辈他就是不服输，他要自己创出一条路来，于是就开了全县最大的柴油机销售公司，在县城设了总店，还在查哈阳、云山、阳河等地设了6个分销点，经营着3到68马力的不同型号的农用柴油机，主要为农民服务。每年都销售1000多台，营业额300多万。农民都信得着老阮，他的买卖一直很火。
我们的谈话一再被电话打断，都是定购柴油机的，还有登门来卖的农民。怕耽误他的生意，我们的采访只好结束，老阮说，我常到哈尔滨去，到时候我找你，咱们再好好谈，你要有空我带你去越南，那里我的朋友很多。走出门时，他还对我说，就干事业和过日子来说，返城的多数人都不如我。
当年几千人在这个县下乡，30年后就剩他们几个了，现在留在这里的就剩3个人了，他们都自食其力。
看来我过去的担心有些多余，这些“晾在沙滩上的鱼”还生存的不错，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海洋，建设了自己的绿地，开出自己灿烂的生命之花。当年无论上山下乡，还是大返城，许多人是被潮流卷来卷去，并非都是自愿。如果更多的人能不为潮流所左右，能自愿去，又能自愿留下来，他们也会在北大荒干出一番大事业！在这方面，我非常敬重偶然或被迫留下来的上海知青。他们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诅丧，没有伸手，只有默默地奋斗！
贾宏图 1946年5月出生，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瑷珲哈青农场），1976年12月返城，曾在哈尔滨日报、哈尔滨市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省文化厅、黑龙江日报社、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人大任职。现为省政府文史馆馆员、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七届常务理事。曾任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二、三、四届报告文学评委。曾三次获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奖，曾获“当代文学奖”和“改革开放３０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曾多次获东北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文艺大奖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征文奖。出版文学著作二十余部。
文章转自“知青50年” 编辑兴耀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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